手球

所有空闲时间都献给手球！我们的队伍团结得惊人。即使输给对手，大家也只会在季缅季的房间里冷静分析，然后更加刻苦训练。至于庆祝赢得的奖杯……整个靶场没人比得过我们。

瓦列拉·别洛夫和列夫·科斯秋克。

奖杯里当然得装好酒，不能倒普通的劣酒。要白兰地加香槟！

我正在进攻。球门里能看见洞察一切的列夫，5号是“黄蜂”谢尔申。

洗完澡后，立即派出两三个身强力壮的“审美家”，提着手提箱去丘拉塔姆车站，等最近一班火车，准备“登上”餐车。靶场实行禁酒令，商店里任何酒类都不出售。可想庆祝胜利的不仅有球员，还有忠实的球迷。

为了尽量减少过路旅客与本地人的接触，火车在我们车站最多停五分钟，有些只停两分钟。乘客上下车总是像打仗一样飞快，列车员还在一旁大声催促。我们必须在这几秒里冲进餐车，把酒瓶塞满手提箱，付钱，再从已经开得相当快的火车上跳回地面。

餐车工作人员自然也会准备“抵挡袭击”：提前把所有货品摆到空桌上，根本不用催，东西眨眼就从桌面消失。

这种拥挤抢购中，我有几次看见餐车乘客的表情。他们全都停止咀嚼，瞪大眼看着我们，紧贴窗边——不知是害怕，还是怕挡路。一次会有十到二十个莽汉冲进车厢，只有跑在前面的来得及买到东西，随后赶紧奔向出口，免得火车加速。坐到下一站再返回可不合适，集体还在等！有一回我手腕重伤，却不得不穿着白衬衫和烫得笔挺的黑裤子，背朝前从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跳下，手里还提着装满“战利品”的巨大手提箱。我像电影里一样翻滚。那次摔碎了两瓶葡萄酒，令人心疼；裤子和衬衫撕破倒算不了什么。如果时间允许，采购就能理智些：从容坐进餐车，吃顿饭，再慢慢装货，不必瞪着眼抓取餐车服务员灵巧双手递来的一切。坐到克孜勒奥尔达或朱萨雷，再乘同样的餐车回来，像个体面人。到奥尔达四小时，到朱萨雷两小时。

我中学毕业后第一次遇见同班同学尤拉·沙赫沃罗斯托夫，也与手球间接有关。那是在一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我们围坐在长凳上喘气、擦汗，周围是热心球迷，人人都在煞有介事地出主意。突然，我在兴奋的人群中看见一张宽阔、笑容满面、分明亲切却有些淡忘的脸。原来是尤尔卡“喷嚏”，我的中学老同学。我们高兴极了！赛后两人一起回我住处。原来尤拉早已在院士列舍特尼奥夫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的企业工作，那里制造各种通信卫星：“闪电”“荧屏”“地平线”等。他出差来到这里，特意找到我。多年以后，我已在北方靶场服役，尤拉又在那里找到了我。

1962年，我们刚开始在靶场打7对七手球，场地只是中央公园边缘的一块荒地。尘土呛得人无法呼吸，球门挂的是排球网，界线则是在地面划出的沟痕。风一起，一切都隐没在尘云中，球员和裁判只好闭眼站定，之后还要找很久，才能寻回被风吹走的球。我们忍了又忍。直到某天，大家来参加下一场比赛，却发现对手和裁判都没来，显然赛程出了差错。愤怒的言语很快变成行动：我们找来一根巨大的原木当撞锤，把球门砸烂，然后回到自己的场地。领导正确领会了意思，不久体育骨干便坐进军官之家开会。一位负责队列训练的副司令听完我们的诉苦，任命我负责在公园最合适的位置修建新手球场，并给了我在材料和施工机械方面的一点全权处置权。

下面照片里是列夫、沃瓦·切尔努申科和热尼亚·列别杰夫。

两周后，带防护网和观众长凳的球场基本完工。各队球员都参加义务劳动，把场地修整到所需状态；决赛暂时只好在匆忙划线的舞池上进行。

中场休息。我们在划好线的舞池上比赛。从左至右：热尼亚·列别杰夫、维塔利·莫罗佐夫、科利亚·切尔内绍夫、我和法里德·穆罕默多夫。

我们热爱手球，手球也让我们有机会振作精神，暂时离开日常生活，看看新的城市。在靶场服役的那些年，我随代表队去过新西伯利亚、哈尔科夫、捷尔梅兹、基洛夫和阿拉木图，塔什干更去了多次。

塔什干街头就是用这样的“大锅”烹制美味抓饭。法里德、列夫和科利亚·舒瓦耶夫馋得直咽口水。

靶场有四名军官——其中包括列夫·科斯秋克、科利亚·切尔内绍夫和我，第四人记不得了——在克孜勒奥尔达办了使用假名的公民护照，印章、户籍一应俱全。我成了拉斐尔·加列耶夫，没有父称，鞑靼族，教师，“劳动”体育协会会员。其他人的身份设定没这么离奇。这些护照让我们可以代表州参加共和国比赛，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记得阿拉木图第一场比赛上半场结束后，克孜勒奥尔达的代表跑来大喊：若我们比赛时还彼此叫真名，他就会丢掉党证。改口不容易，但大家听懂了，从此一致转入“非法状态”。回到靶场后，人们很久还叫我“拉夫卡德”或“拉夫卡”。

我多次提到光荣的克孜勒奥尔达城，我们的“克孜勒巴黎”。因为它是州府。城市低矮、绿意盎然；最难忘的是一家药房，里面有个装满黑色水蛭的巨大玻璃罐。夜里，居民把粪便一起排进城中灌渠，臭气难闻至极。好一股“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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