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共 29
我们如何与美国人较量
大约在1962年八月底，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十号区”和一支球队比赛——不是一群散兵游勇，而是像样的整队出发。天气炎热，车开到通往2号阵地（加加林发射台）和“十号区”的岔路口。天哪，这是什么化装舞会？检查站的士兵戴钢盔、持自动步枪、背防毒面具，而且神情极其严肃。他们什么也没解释，直接命令我们返回32号阵地。
回程时大家已不再兴高采烈，都猜到出了大事。果然，同美国的关系骤然恶化（古巴导弹危机），我们分队进入更高战备等级，全体军官驻营值班。已婚军官最难受，他们被重新安置到32号阵地的宿舍和旅馆；对单身汉来说，这里本来就是家。我们立刻开始准备一枚战斗导弹。先说明，8К74并不适合用于报复性打击，因为从导弹仍在铁路车厢中的初始状态算起，在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1至少要连续工作两昼夜。实际上，它只能用于先发打击。
按照完整准备周期，第一步是把各个舱段从铁路车厢卸下。车厢介于客车和邮政车之间，同样是绿色，有窗户和窗帘；窗帘不是拉紧，就是窗户被涂住。一节车厢装一个舱段。
内燃机车把车厢推进装配测试厂房（МИК），端部两扇侧门打开，一块带有两只小轮折叠台车的踏板从里面滚出，上面躺着下一个舱段。吊装转运班的工作由此开始。分队长是托利亚·阿列克谢丘克，班长是科利亚·图戈卢科夫。他们掌管起重设备、许多铁路托架和发射台安装装置。导弹每个舱段都包在密封罩里，那种材料极好，拿来给自制小船蒙皮再合适不过。罩内通过粗管连到一个装有吸湿剂硅胶的大桶。舱段拆包后，密封罩叠放在地下室的大房间里，堆得难以想象。（顺便说，长时间等待试验时，经科利亚允许，可以在这些落灰的“床垫”上睡觉。）这项特权只属于科利亚的朋友，而我正是精英俱乐部成员！每桶50公斤的硅胶，则倒进МИК正门旁特意挖的大坑。
接下来是“将产品组装成组合体”的工序，导弹当然以水平姿态装配。箭上设备班完成所有连接，发动机人员开始独立检查气液系统，包括燃料箱和氧化剂箱的压力试验。他们先用中国剃须泡沫涂遍各个接头，再充入压缩空气。也得和这些“油耗子”搞好关系：炎热天气里一有空，他们会允许“自己人”把软管接头塞进衬衣，从ПГС（气液系统）控制台放出适度气流给自己吹风。
“Д”舱段由发动机专家维克托·塔纳奈斯基检查。这是组合体右下方的助推器，靠厂房墙边，地方还算舒适。我赶紧去找维佳，享受盼望已久的“吹风”。真舒服！
在实验楼二层的МИК大控制厅里，完成ЭБС（航天器电气模拟装置）操作后，水平试验班开始对各系统做独立检查。班长是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尔巴里奇上尉，一位温文、沉着的工程师，这在他的岗位上非常宝贵。我想不起有哪次试验没蹦出一个“疙瘩”，老天保佑！他本人还是个“驼背”。有时只是该到场的操作员或箭上技术员没出现在岗位。此时，试验负责人、班长绝不能发火，而要迅速判断局势；若发现分队长慌了，就平静地下令纠正。无需催促任何人，大家都明白，成功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工作质量。
中央控制台（НС、БС和РКС）后坐着舒拉·舍维亚科夫、沃瓦·斯米尔诺夫和斯拉瓦·阿基莫夫。靶场距离控制装置——积分器——由里夫卡特·吉扎图林准备；陀螺仪由永远在值班的沃瓦·杰尼索夫检查；导弹引爆自动装置АПР由谢尔盖·别斯莫雷准备。我和尤里·古巴列夫则守着我们亲爱的СОБИС控制台。每位操作员脖子上都戴着喉头送话器。
除独立检查各自舱段这一主要任务外，СОБИС箭上设备班还负责检查УН和СПН传感器（燃料液位指示器和溢流指示器）。这是两只电容式传感器，接头位于每个助推器以及中央А舱段的最上端。它们其实根本不是我们的设备，而属于发射勤务系统，在给导弹加注氧时使用。
检查时，两名最年轻的中尉操作员从导弹尾端沿巨大的多层活动梯爬上去，绕过中央舱段泛着铜光的发动机喷管，踩着已经打开的电缆槽盖一路哐当走过，直到导弹最前端。他们带着测试仪和兆欧表。检查完，拧紧插头，再涂上“88”号胶，用写有我们签名的纸条封住。剩下四个助推器也逐一重复同样的程序。
在一层，由维塔利·莫罗佐夫领导的无线电操作分队，以及综合体遥测和无线电系统总工程师阿尔伯特·科夫里加，检查导弹无线电控制系统的箭上电子设备。
扩音器终于响起：“所有人离开发动机区域，正在检查转向火箭发动机。”这对健康可不安全——十二只推力各16吨的转向发动机喷管会突然朝不同方向转动。最后一台箭上仪器检查完毕，报告照例以“目视无异常”结尾，随后宣布：“箭上设备班，连接产品综合试验线路。”加休克中尉的分队开始忙着接电缆插头，而我们这些控制台操作员得到短暂休息。有人去吸烟室，但几乎所有人都去饮水处，在闷热的控制厅里待过后喝几口温水。
所谓饮水处，就是一根倒置并弯成直角的水管，末端通常装着车削黄铜接头和水龙头。
按这种貌似合理的设计，控制厅位于顶层，头上是一块钢筋混凝土楼板，屋顶又涂了沥青。热量整天从天花板倾泻下来，凭着惯性甚至夜里也不停；我记得沥青总从屋顶沿外墙流到地面。（幸好入口有一小块雨篷遮着。）这间天花板滚烫的大厅四周排满了比钢琴稍大的控制台，上面密布发亮的信号灯，灯光也在散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人群有时还挤得水泄不通。
准备发射一种新型2导弹，或者后来会由塔斯社3报道的某枚产品时，几乎所有将军、总设计师和他们的副手都会先后聚集到技术阵地（ТП）和发射阵地（СП）。好在他们没把各自系统的全部研制人员也带来——那些由科研工程“排”和“营”组成的调试工、装配工和安装工。（每家重要企业都在阵地和旅馆常驻数十人乃至庞大的外派队伍。）这些显要的“西装”全挤在控制厅里我们身后，有人为获得获奖资格，有人只为奖金。这可以理解，也算公平。可我们本地各种“神父”为什么也要挤进控制厅或发射场？为了勋章。（如今他们穿着便服，神情多么庄严！真正的航天功勋英雄！）
铃声响了：“箭上设备班各就各位，15分钟后准备综合试验。”我们坐到控制台前。靶场1号指挥部的监察员和那些“西装”围拢过来，占据我们身后的最佳位置。接着流程启动：“给箭上系统供电，检查初始值并报告准备情况。”从这一刻起，遥测人员也加入进来。离14号建筑不远、导弹库后面的一排平房里，设有“Трал-1С”站，后来它们会迁入新建的大型МИККО楼。现在，地面和箭上的全部参数都将由“Трал”摄影记录仪拍在胶片上。
声音渐渐静下来，所有人等待“走片”和“启动”口令。我们接通记录4，模拟地面与箭上系统在发射前、发射和飞行阶段的动作：助推器部分持续到120秒，战斗部部分持续到340秒。我们还监视СОБИС的“推力”和“杂波”，检查初始点，然后一起去喝温水、抽烟。不过先通知大家一小时后到判读厅集合，查看参数。
“Трал”胶片冲洗很快，因为显影用的是精馏酒精，而不是水。但如果处理拖久了，大家便认定遥测人员把酒兑了水，真该死。一两个小时甚至更早，所有人被叫到判读厅。大厅将近50米长，通长摆满内部有日光照明的倾斜专用桌。胶片条铺在透明盖板下，每条最多记录十个参数。遥测人员已经给所有参数做好标记，甚至预先看过一遍。我特别要说，鲍里斯·哈宁工作精确而专业。众人散布在大厅里，聚精会神地弯腰查看，四周始终响着低声议论——大家正在消化数据。
不过，现实中的发射场试验从来不会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漂亮。
在正常试验流程中，即使独立检查阶段，也总会有事情偏离计划。水平作业进度表立刻被打乱，进而直接拖累整个网络计划。
分析故障，从箭上拆下可疑组件，重新接线，恢复初始数据，再做ЭБС操作以及其他一堆麻烦。没有参与排除“疙瘩”的人，只能在听得见扩音器的地方休息。若故障性质表明等待会很漫长，就得找个地方“倒下”。按钟点看，往往已是深夜，或者快到黎明；这场折腾甚至可能已拖到第二天。МИК里没有食堂，也没有其他便利设施，连厕所照例都设在楼外的草原上。
转运产品去发射台的期限越来越紧，我们干到“极限”。有人趴在自己控制台的盖板上，有人拼椅子睡；有门路的人则到地下室找科利亚·图戈卢科夫，躺在密封罩上，那里昏暗又凉爽，真美！罩子只是稍微有点灰。
刺耳的警报把我们叫醒。每个人眼睛都红了，情绪也阴沉一些，谈话少了，厂方那些人也没有带来新笑话。一切从头再来。
整个工艺周期还没走到一半，新问题又飞了进来。最糟的是必须等待飞机从上千公里外的制造厂送来某个紧急返修的组件。
我们不怕СОБИС出“驼背”，因为配有五套备件，每半年由我们检查一次。如此冗余并非设备可能不可靠，而纯粹是将军们过度保险：“天顶”将军备自己的一套，“闪电”将军也备一套，“流星”有专用的一套，单独给Р7又是一套，如此等等。其实对СОБИС而言，发射带热核弹头的战斗导弹还是把卫星送入轨道，根本没有区别。事情就是这样。真是个富裕的国家！而系统的高度可靠，则要感谢梁赞的研制和生产人员。
可是，当一切终于恢复正常时，每个人脸上都焕发着怎样的光彩啊。
言归正传。我们准备了两枚导弹，其中一枚装上头锥，并被安放到发射设施内。
31号8К74发射设施已经安装就绪。
到了某一刻，局势真的严峻起来。大家平静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的产品飞出去，我们就可以算死人了。也就是说，我们将为古巴无产阶级光辉的明天献身。第二枚产品根本来不及装进发射设施。我不记得政治工作人员当时有什么活动——也许他们接到命令，不许在我们脚边转悠，也许只是自己害怕了。身在古巴的米高扬外派队小伙子们感受到的“欢乐”更甚。后来，我们从一些“古巴人”那里得知了这场危险对峙的若干细节。（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