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号城

四十号城

于是我们来到了车里雅宾斯克-40，住进学校街与斯大林大街拐角处一栋两层楼房的二层。院里有座狭长木棚，居民在那里存放柴火和旧杂物。棚后的小树林里有两幢木屋，大家称作“穆兹鲁科夫别墅”和“库尔恰托夫别墅”¹。穆兹鲁科夫将军似乎人人都认识；可在我们男孩子看来，没人关心这个库尔恰托夫究竟是什么人。两幢别墅由一道相当高的共用木栅栏围住，还有警卫室。我曾几次应同桌、将军之子科利卡之邀去穆兹鲁科夫家做客。记得那里硕大的吊灯，以及摆在门厅显眼位置、重近十公斤的某种重型坦克金属模型。爸爸说，将军在来“四十号城”以前曾主管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²。那件微缩模型堪称杰作，真正的精品。

А·Д·萨哈罗夫与И·В·库尔恰托夫

沿学校街继续走，经过“狗研究所”，便到了澡堂。对我来说，去澡堂不是洗澡，而是欣赏赤膊男人身上别致的纹身和触目惊心的伤疤。洗完后，爸爸会慢慢喝一大杯桶装啤酒，吹开白色泡沫，再买两公斤左右花生。妈妈把花生放进烤箱烘烤，趁热吃尤其香，几乎烫嘴。“狗研究所”是一大片围起来的区域，约有半个足球场大，里面有几间营房、数不清的双层狗舍，以及永不停息的犬吠。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是什么研究所，又为什么养了那么多狗。

四十号城的新城区与老城区

楼房是砖砌的，有集中供暖，做饭则烧木柴炉。厨房窗户越过木棚正对院子，所以妈妈常能看见我们在院里胡闹。邻楼住着一个爱惹事的红发男孩彼得卡·戈尔东。吵架时我们当然故意把他的姓叫成“避孕套”。他个子高，爱欺负人，比我们年长，是院里的头头。

斯大林大街从湖边向外修建。我们家附近有一块约五十乘五十米的工地，用刚涂过沥青的木桩围住，四角设有带梯子的岗楼；第二天便会押来囚犯，开挖地基。傍晚，“济基”被带走，警卫撤离，工地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不知为何，我们不把囚犯叫通常的“泽基”，偏叫“济基”。工人离开后，穿行在接近完工的建筑里格外有趣。他们从泥土建筑上掀起一些通风盖，于是形成带有烟道系统的复杂宫殿和城堡。我会试着让烟雾沿难以想象的曲折通道穿行。我还和岗楼上的警卫混熟了，他们让我们上去玩。士兵闲来无事制作各种小玩意，其中一人送我一个在单杠上翻腾的体操运动员。妈妈给囚犯送吃的；我和瓦利娅常从铁丝网间递进去面包和香肠。有一次，囚犯送给我们两把餐匙大小的铝勺，以玻璃甚至半宝石镶嵌，还刻着我们的名字，堪称博物馆藏品。后来搬家时不知去向。

城市主街斯大林大街，按今天的说法应叫林荫大道。宽阔的中央绿带保留了针叶林景观和高大松树，外围是精致的卡斯利锻铁栏杆。路口立着巨大的椭圆凸面镜，大概用于交通安全，而那还是五十年代。有一次猛烈风暴席卷城市，几棵树横倒在路面上，交通全部中断。对男孩子们来说，那却意味着自由和欢乐。

大街起点是大湖边一段美丽的堤岸。我不记得湖名³，却记得湖畔少先队夏令营的名字——“阿卡库尔”。我常用“美丽”一词，其实说“非常美丽”更准确。不仅四十号城，中型机器制造部的其他城市显然也都由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规划。它们建在囚犯的尸骨和苦难之上，这当然可怕，却是另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关于城市规划，我只想作这样的总结：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的人，不会想到城市竟能如此清洁、便利而美丽⁴。

一年级时我就读1号学校，四年级起又被送进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瓦利娅也被套上音乐的缰绳，家里给她买了钢琴，但她不知怎么逃过了课程；也许这影响了她在普通学校作为模范生的地位，或者后来有别的考虑让她摆脱了这件事。我的第一位专业老师叫韦克斯勒。他参加过苏芬战争，失去了几根脚趾，显然穿着缩短的鞋。直到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那双鞋上的划痕和磨损。他身高低于平均，鼻子很有特点：侧看像扁土豆，也就是带着驼峰。他总穿一套朴素黑西装，看来工资不高，翻领上始终别着战斗红旗勋章。我们知道他在市话剧院乐团演奏。是位非常和善的叔叔。

普通学校的班主任列玛·亚历山德罗芙娜令人难忘，不仅因为她浓艳上妆、扑粉的面孔和高高蓬起的黑发，还因为她督促我们认真学习俄语，说俄语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语言——不多不少，正是如此。学校凭借对儿童的权威，就这样帮助苏联人形成一种自认肩负特殊历史使命的感觉，以及自我封闭和不能容忍其他思想的倾向。这正是党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今天的麻烦表明，这一切已经深深植入大众意识。

从一年级起，我就负责墙报和类似的形象宣传，一直做到10年级。还得给懒汉和逃课者画讽刺画，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我迷上了集邮，至今记得一些精美的小邮票：一套漂亮的飞行员——北方征服者系列，还有展示首都城市建设规划的邮票。许多票面斜印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价格，尤其是伏尔加河饥荒系列。根据加盖文字，普通邮票的新面值从100 000到1000 000卢布不等。还有图瓦邮票！艺术作品复制票！我认为集邮是一种极其严肃、高雅而且增长知识的爱好，可惜由于经济原因，它始终完全超出我的能力。后来在北方普列谢茨克，我曾用两年左右试图进入收藏圈，还是没成功，根本跟不上。

我精力旺盛，又理所当然地秘密研究火药和爆炸。幸好爸爸有的是黑火药和无烟火药。一次失败的爆炸才让我稍稍收敛：我把一只КБС型电池的锌壳装满黑火药，药量约相当于四发猎枪弹。爆炸猛烈，严重灼伤了我的左眼。直到今天，晴天时左眼仍能看到漂浮的小线头和结节。既然说到火药，也该讲讲新建的“化学家”城市体育场开幕式。

看台座无虚席，进行曲和激昂歌曲震天响。作为开场，主办方准备了一个精彩节目。一群英武的小伙子跑进场内——肩章鲜红的士兵，我们的警卫——开始手持上刺刀的步枪，表演配合严密、整齐划一的操练。观众报以热烈掌声，他们确实练得很好。完成最后一个动作时，这整整一百人又用全部枪支同时齐射。三线步枪齐发的轰鸣如此强烈，全场观众像一个人似的跳起来，喊出“啊”或“哦”之类的声音，随后又齐声咒骂……

再说一件与火药有关的事。全班一起去看儿童剧《七色花》的首演。我已记不起其中那种战胜一切的爱，也不记得那个女孩同变成怪物的男孩到底有什么渊源。可怜的男孩披着熊皮，哭声吓人，但轮到说台词时又字字清楚。剧情最高潮处，一个年轻姑娘挥动一朵大红花，念起咒语。她并非随意摆手，而是沿着十分明确的轨迹，把花绕成一个大圈。最后，她说完对怪物温柔的爱，用花触碰地板附近某处；礼堂和舞台灯光骤然熄灭，黑暗中传来轻微忙乱，接着爆炸噼啪一响，闪光极亮。灯立刻重新亮起，目瞪口呆的观众看见被烟熏黑却满脸幸福的女孩，旁边站着同样惊魂未定的王子。魔法解除了，同时出现一团巨大的蓝色球状烟云，随后又闻到硫化氢味。我把这项烟火把戏告诉爸爸，他承认演员们从他那里借了无烟火药，大概是药量算错了。

一年级结束后的每个夏天，我都会被送到阿卡库尔夏令营，有时连续参加两期，约一个半月。我在那里迷上了钓鱼。鱼线用普通黑线，鱼饵是苍蝇和白面包。乌拉尔湖泊里小龙虾很多，我们徒手捕捉，数量多得难以想象，一洗衣盆一洗衣盆交给厨房。每期结束时会点起巨大的篝火。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营地扩音器里震响的歌：“哎，小路，前线的小路，轰炸也吓不倒我们……”

有一次，我们走到某处水边，岸上立着醒目的红色大牌，严令禁止捕鱼和捉虾。我看到那片湖或河里的小龙虾约为普通个体的两三倍大，行动非常缓慢，甲壳上还长着苔藓。也许这就是如今臭名昭著的伊尔佳什湖或卡拉恰伊湖⁵，它已成为化学反应堆工厂液态放射性废物的沉淀池。爸爸后来告诉我，湖边常驻一支狩猎队，全年射杀所有出现在那里的野生动物。

同一层的邻居是叶夫列夫一家，有两个孩子，正好和我、瓦利娅同龄——加尔卡和沃夫卡，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我和沃瓦·叶夫列夫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任四十号城警卫团参谋长，和我爸爸一样酷爱打猎钓鱼。有时两家人乘巡逻军艇去索科尔岛钓鱼。艇不大，船头却架着机枪。岛屿以及大湖几乎整个岸边，都是覆盖灌木和树木的巨大乱石；但岛四周一入水便很深，盛产大鱼，主要是重达一公斤的鲈鱼。

岛上一块岩石下面有座小石窟，洞穴从水下不知延伸到岛内多远，里面栖着一大群硕大的鲈鱼。石窟前横着一块巨石，水面以上伸出约两乘三米的平台。我不知用什么办法，也许是游泳，爬上平台；父亲站在上方悬崖，把鱼线递给我，大鱼钩上拴着一团蚯蚓。我尽量把它远远抛进石窟，落到水下一块桌面般的石板上。石板略向下倾斜，继续伸入洞穴。两三条弓背大鱼从洞里极慢、极稳地游出来，完全不理我；其中一条咬住鱼饵，我发出口令，观看人与鱼之间短暂的搏斗。其实谈不上多少搏斗，因为那张“桌子”所在水深不超过二三十厘米。有一次，我从岛上这处峭壁看到一条梭鱼，依我看足有约两米长，身体也相应粗壮。它一动不动地停了片刻，身躯斜指深处，随后慢慢“沉”下去。此后我再没见过类似景象。

冬季垂钓最让我难忘的是湖冰厚得惊人。那时还没有螺旋冰钻，冰洞全靠锛子凿开。为了从深洞里捞出碎冰，爸爸得趴在冰面上。

如今在四十号城钻冰洞容易多了……

53年三月，全城哀悼。各族人民的领袖去世了，所有扩音器都播放哀乐。音乐课上我们也被要求演奏悲伤旋律，轮到我吱吱嘎嘎拉一首《第一次失落》，我想是舒伯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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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1902年十二月30日〔1903年一月12日〕生于乌法省西姆工厂镇，1960年二月7日卒于莫斯科）——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弹之“父”。1943至1960年任原子能研究所创始人兼首任所长，是苏联核问题的首席科学领导者，也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奠基人之一。1943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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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Б·Г·穆兹鲁科夫，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厂长（9.11. 1939 — 3.12.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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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尔佳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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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57年九月29日，“克什特姆”核灾难。“灯塔”化工联合企业（车里雅宾斯克-40）一只高放废物容器发生热爆炸，释放总活度达20百万居里的放射性核素。爆炸形成的放射性沉降带向联合企业以东延伸1000公里，污染面积约20千平方公里，涉及217个居民点和270千人，所有人所受剂量都超过年度允许水平。最终只从污染最严重地区疏散了居民，共10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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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7年，长期干旱使卡拉恰伊湖水位下降，湖岸裸露；“灯塔”联合企业放射化学厂一直向湖中排放中高放液态废物。一场飓风把受污染的放射性淤泥卷入空中并扩散到很远，造成1.8千平方公里自然环境污染。1972年，放射性气溶胶又一次被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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