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木斯克-7、托木斯克-13

1953年，我们搬到托木斯克-7。¹² 这也是同一部门管辖的封闭城市。³

库尔恰托夫街

我们住进“契卡人员”居民区⁴，一栋非常暖和的两层煤渣砖房二楼，还有巨大的凉廊。后来那里摆了一张台球桌，爸爸很懂这项运动。球桌很大，蒙灰色台呢，上面可以盖两块板，两个人便能睡在板上。我始终没能掌握爸爸打球最重要的品质：从容与深思。台球只是乍看像简单的“平面”游戏。我一生见过一些孩子，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漂亮地走球，而自己也没比他们高明多少。一年后，父亲送我一支小型二十号单管猎枪，是我的第一支枪。有一次去某村附近猎野兔，我一枪打下几只麻雀。妈妈用我的第一批猎物做了一道美味，虽说鸟身小得可怜，我们仍郑重其事地把它们吃了。那些年我也第一次尝试抽烟喝酒。准确说，我们抽得相当稳定而频繁，不过抽的是烟斗，没烟草，只能用揉碎的干桦叶代替。烟斗并非自制，当时这种烟具很容易买到。真正的烟草抽起来很享受：首先像个“大人”，其次事情被禁止，而动作本身又很有男子气概。桦叶烟当然恶心，可还是非抽不可！和我形影不离的是托利亚·西杰利尼科夫、瓦列拉·德米特里耶夫、博里亚·瓦西里耶夫。三人相貌很不同：托利亚骨架宽、浅色头发，沉稳又爱思考；瓦列拉黑发棕眼，两人棋都下得好。博里亚则处处与我们形成鲜明反差，尤其洁白得近乎少女的皮肤和脸，活像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丰满、柔软、整洁。我不熟悉他的父母，说不清他们是禁止儿子同我们这样的男孩交往，还是反而鼓励他靠近我们。

六年级时，我们这小团体喝掉整整一瓶07升波特酒。大家躲在阁楼里喝，回家后安静上床。清晨却爆发了丑闻和审问……博里亚夜里不舒服，“泄了密”。我们还常恶作剧。天一黑，小团体就去安装“敲窗器”，材料是一枚图钉、一只土豆和一轴线。把线系在图钉上，再将图钉钉进窗框；下方半米处把土豆拴在线上，剩余线一直拉进灌木或越过围栏。关键是别玩过头，不要使劲猛拉，而要轻轻敲，敲几下停一停……有时我们用结实绳子把同层相对的两扇门绑在一起，再分别按门铃……最有趣的违禁消遣，是制作、发射火药枪。它不是男孩常玩的简陋响炮——弯成直角的管子里塞火柴头药，用橡皮筋和弯钉击发——而是更复杂的结构。后来我们的手枪越来越像古董决斗枪，枪管用铜管制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但轰声和烟雾都像真的，毕竟装的是黑火药。我们还大量试验带比克福德导火索的小炸弹：把步枪弹壳塞满火药，插入约五厘米长的导火索，用钳子夹紧，点火端按规矩斜切。即使在水中也非常可靠。火药从不缺，许多父亲都是猎人。

我们男孩在沼泽边峭壁脚下搞爆炸活动时，“红帽箍”会时常——更准确说是定期——前来：士兵带年轻牧羊犬训练。幸运儿为了换取获准打几枪卡宾枪的承诺，穿上专用棉裤和棉袄，然后开跑！两三条牧羊犬拖着极长牵引绳，狂吠追来。第一次相当吓人，我脚上只是普通鞋，几乎毫无保护。士兵还不断怂恿狗，冲我喊不准停，最重要的是不能对狗叫，也不能拿脱下的棉袄反击——穿着又多余又热。逃跑者必须表现得胆怯。狗尤其是幼犬，遇到“罪犯”抵抗会不知所措，缩身退让，这完全没有训练意义。它们虽年轻，口鼻和獠牙却已经很厉害。若围成一圈——它们总想这样做——你很难忍住不叫，也很难不本能地挥棉袄自卫……狗终于累了，接着训练它们适应枪声。你手里是真正军用武器，装真正子弹。砰、砰、砰！后坐力真大！

每周两次，我被送到托木斯克上音乐学校（爸爸已有一辆公务“莫斯科人”轿车）。市音乐学校与音乐专科学校共用一栋楼，大概因地方不足，学生在任何能想象的角落、任何时辰，甚至可能夜里练习从长笛到低音提琴的各种乐器：楼梯下、厕所里，无处不有。他们超然忘我；同我的勤奋相比，简直狂热。整栋楼充满连续不断的嘈杂合奏，没人躲得开，大家也都习惯了，可它妨碍我。事实证明，我有绝对音高，听见任何音符都能自动、明确地辨认。老师很快发现了，听写课把整段旋律首次示奏一遍后，立刻把我赶出教室，因为同学会马上想从我这里抄。妈妈得知这项天赋，确信我会拥有辉煌音乐前途——可惜没有。我偷懒，折磨乐器和老师，上课前也不屑准备。音乐不是我的使命，这副耳朵给错了人。

一有空闲——例如老师病了——我必定在这座古城中心闲逛。我常走进药店，盯着黑天鹅绒上陈列的义眼。它们成排躺在一个巨大盒子里，约有五十只，只多不少，颜色尺寸各异，主要用白瓷制成。每一只都惊人地像真眼，我愿永远注视那些瞳孔；它们有种莫名吸引力。此后我再没在别处见过这样的东西。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以及新主教座堂广场上的“托木斯克大学生”纪念碑。

冬天我们会在集体农庄市场停车买东西。我记得一辆辆雪橇装满粉红的野兔尸体，而且总有许多。村民把牛奶装在大袋里，冻成一升碗状冰块。还有成堆各种冻鱼。既然说到鱼，自然也得谈托木斯克男孩最主要的消遣之一：钓鱼。若没被送去少先队营地，多半能在河边找到我。托木河上有轮船，但螺旋桨船很少，主要是明轮船，木桨啪嗒拍水。我记得其中一艘叫“瑟克特夫卡尔”，这个词在我们听来似乎复杂又不雅。我们通往河边的入口附近有座大型原木贮木场，高岸上则是巨型木材场。其实所有木材场无一例外都像独眼巨人般庞大：原木堆无边无际，长宽数百米，高十米甚至更多。

那时木材只通过木排或散漂运输，也就是顺水自行漂流，后者最野蛮。需要地点用拦木栅截住原木；拦栅是窄木排连成的长链，每节由四五根好木料用铁扣牢牢连接。一端固定在岸边，另一端牢固锚在河中部附近，整串可长逾一百米。随水自由漂流的原木在拦栅前聚成巨大水域。我们从上面钓鱼、游泳，趟水能捕到许多肥美鮈鱼，后来不去内脏便放到火上烤：把鱼竖挂在斜插地面的木棍上，真香！鱼饵用蚯蚓、苍蝇或蚱蜢。蚯蚓去稠李树林挖，那里多得像海，蚊子却更多。我们用捷克斯洛伐克“列普丁”药膏防蚊，那是种气味刺鼻、像甘油的液体，从军人、警卫那里弄到，药效彻底。本地托木斯克渔民则自古把鱼黏液涂在脸和手上驱蠓。

经父母允许，我们乘木筏出游四天，当然没有女孩。木筏这样造：下水挑一根喜欢的漂木，拖到岸边，用铁扣连接，上面铺木板，半天便完工，甚至还莫名其妙做了块跳板。大家带足防蚊膏、饭盒、钓竿和口粮；父母主要给我们塞了炖肉罐头和炼乳。四天天气都热，我们几乎不停游泳，大多在木筏行进时跳进深水。上岸后没人愿费事做饭，只开罐头、切面包；最复杂的工作是用醋栗叶烧水。每天最多吃两顿，所以稍微瘦了，也变得虚弱，酷热还吸走体力，偶尔真该吃点咸食。我们没走太远，因为还得徒步返回。返程主要因炎热而艰难，还要背没吃完的罐头；更蠢的是，我们喝过一条从热电厂方向流来水渠里的生水，温热水有股怪味，可当时实在太渴。

托木河

我和父亲曾几次乘船去萨穆斯基、莫里亚科夫斯基回水湾钓鱼。和“四十号城”时一样是军用艇，只是没有机枪。而我们搬到仍在同一总区域内的托木斯克-13后，新公寓邻居又恰好是渔猎爱好者——舍米纳少将。他有位非常年轻、容貌出众的妻子瓦连京娜。他午饭时会吃掉拳头那么大的一整头蒜，从不剥皮，只把皮吐掉。

我们就乘他的公务艇出行。夜里不住船上，总投宿同一户热情的本地人家，他们是前线老兵，显然一家关系非常亲密。男主人是前线步兵上尉，从战场回来时失去右眼，右手只剩两根几乎不能动的手指，弯得像钩子或红色鸟喙。他父亲巧妙地为心爱的猎枪制作弯曲枪托，适合抵右肩、用左眼瞄准。

我由此了解西伯利亚土著“查尔顿人”的日常生活。他们靠鱼为生，只捕梭鱼，用白杨树皮炉子的烟熏制，再运到托木斯克市场。他们乘独木舟捕鱼，当地叫“奥布拉斯”，像一艘木制单人皮艇。更准确说，关系恰好相反：皮艇是奥布拉斯的复制品。新手连稳坐其中都不可能，更别提钓鱼；查尔顿人却像长在船里一样，平静地拉进梭鱼，再用专门的桦木棒敲头制服。水道上始终回荡着连续敲击声。托木河里有多少鱼啊！舍米纳的司机兼勤务兵也是个奇人。他把刚捕到、不小于普通手指的活小鱼整条吞下，不咀嚼，也不去内脏，只先在水里稍稍擦掉鳞片。他捏住鱼尾，仰起头，小心把鱼放进大张的嘴里。

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54或55年，是父亲又一次从莫斯科出差带回的“节奏牌”。当然是黑白机，但屏幕相当大，也许有笔记本纸那么大，或稍小些。苏联西伯利亚最早的定期、真正电视广播由托木斯克某所大学开办，大概是理工学院，我们接收的正是它的信号。起初在大房间用一根导线当天线，不久便换成室外桅杆上的铝制偶极天线。电视必须放在客厅角落，让挤坐在各处搬来的椅凳上的人能看见，连走廊里坐着站着的人也能看到。半栋楼都会来观看。起初只播电影，而且总是新片，包括“战利品”影片；每晚连续两部，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调谐画面是一颗克里姆林宫红星。

有趣的是，我和父亲用室内导线天线共同收到的第一个信号，是电影《亚历山大·波波夫》。也许这影响了我后来选择一生的事业。可我们并不把电视当作电视信号接收器，仿佛一切都是它自己显示出来。即使出现干扰或图像消失，托木斯克发射中心仍只是个抽象概念。后来演播室节目开始播出。有一次播了一场极长的音乐会，演员是身材很怪、很高的亚历山大·韦尔京斯基。他穿燕尾服站在三角钢琴旁，偶尔用一只手异常轻柔地指挥，辅助自己歌唱。我还记得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音乐会，那才是美声！（苏联曾发行70张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的唱片，总印量2百万。）电视演播室极热，聚光灯炽烈，嘉宾手帕不离手，擦汗也不中断一个音符。后来才知道，当年光电摄像管需要极强的被摄体照明。

也在那些年，我爱上阅读，直到今天热情未减。爸爸开始迷摄影。从六年级起，称量药剂到洗印照片都由我自己完成。在“全色胶片”等完全增感胶片出现前，我们用可在红光下处理的“正色”和“邻正色”胶片也完全够用。我和爸爸甚至尝试彩色摄影。记得某些药剂有毒，标签上写着严厉警告。我参加航空模型小组和线锯工坊，同时不停读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哪还有时间学音乐或做功课？

每个夏天我大概都会去营地一期。那里体育和游戏很多，总体却不如乌拉尔的“阿卡库尔”有趣，有时甚至沉闷。可有一天，一个戴眼镜的大块头走来对我说：“教我拉小提琴吧！？”原来他听过我在本地业余演出中被劝着拉的一段。显然，“小提琴大师”奥列格·普戈夫金的演奏震撼了他，让他兴奋起来，决定顺手学会这门小技艺。他在营地兼职少先队辅导员，至少比我大五岁；也许只是因为身材魁梧、戴眼镜、举止稳重，还明目张胆抽烟，才显得那么老。他父母原来在契卡系统有某种级别，把他培养得异常独立。独立到他不时会从巨大箱子里叠放的床单布料下取出两支刻名勃朗宁手枪——父母各一支，两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我们不拿出门，只在手里翻看、扣扳机，热切地“瞄准”想象中的敌人，至少我肯定如此。

他房间桌上总有一包烟草和一盒空烟管——尚未填烟的纸烟壳，还有一台装烟机，形似带接嘴和活塞的大槽，也就是烟草储槽，把烟管套在活塞上即可。那时我已彻底戒烟，奥列格也不会准我抽。

总之，我几乎每天开始“授课”，至于多少小时或分钟已记不清。我要是有他那样的愿望和勤奋就好了！不记得最终学到哪里，只记得进展极慢、毫无希望，我一直等他厌倦这没完没了的事。与此同时，我自己开始更认真对待音乐学校，终于从演奏本身获得乐趣，尤其喜欢维瓦尔第和阿科莱的协奏曲。二十年里，我仍记得那些困难和弦，似乎觉得现在拿起小提琴，记忆会把一切带回来。当然不会。我还记得奥列格为我写的一首叙事歌开头：“音乐学校，音乐学校，走音声声响，小彼佳在小提琴上吱吱叫……”后面讲专业老师扎梅茨基忍受不了可怕走音，一拳敲我脑袋。顺便说，歌里有些内容符合悲哀现实：我懒惰又马虎得可怕。本该每天练四小时，却只在课前练15分钟。但扎梅茨基若心情愉快、对我满意，就会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大块白面包，上面铺着半厘米厚的奶酪，厚得惊人。他慢慢咬，每咬一口，必定又把面包放到钢琴键上。

在托木斯克音乐学校，我第一次参加大型联合交响乐团。所谓联合，是因一半乐器来自音乐专科学校。自己只作微薄贡献，却能加入一群极其严肃的青年音乐家共同创造复杂作品，那感觉无比美妙。不过，新人进乐团后接触的第一首“作品”，总是带反复的神奇旋律“哆—来—咪—哆—来—哆”；最后的“来”和“哆”时值是其他音的两倍。音乐家用这句话表达不同意或不满，任何场合都适用；手边没乐器时，就按视唱方式唱出来。这段朴素旋律的字面意思是：“亲—爱—同—志，滚—你—妈—的……”但从来没人奏反复段。整个音乐生涯里，我一次也没听过它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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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城市最初有几个名称，其中较悦耳的是“白桦树居民点”。1954年封闭城定名北斯克，后来出于保密，文件中又称托木斯克-7。

   人们干脆叫它“邮政城”，因为联合企业建设项目代号是“5号邮政信箱”。

   为建设联合企业，内务部长下令设立劳改营。囚犯不仅在工业设施劳动，也被用于修建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约20千名囚犯参与封闭城和联合企业建设。

   ↩

2. 1955年六月28日，托木斯克-7西伯利亚化学联合企业生产出首批武器级铀。

   ↩

3. 1955年十一月20日，西伯利亚化学联合企业第一座工业反应堆И-1启动。

   西伯利亚化学联合企业总计运行过5座反应堆。

   ↩

4. 1933年，未来城市所在地建立了名为“契卡人员”的青年劳动公社（后改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劳改营管理局第1劳改殖民地）；城市首批建设者居住的居民点继承了这一名称，今天该区仍沿用此名。

   ↩